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国社会创业转向的八个观察
有爱 更要有能力 | 社会创业家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写于1973-1974年，是顾准与其弟陈敏之在通信中的学术讨论笔记。作者在那个年代不惧意识形态，不附世俗庸为，不屈个人意志，在历史、经济、政治、哲学等领域进行着独立深刻的思考。我们80年代后的青年人已经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根本无法理解一个 “禁锢”的时代意味着什么，但顾准式独立思考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年轻人秉承效仿。
在讨论中国社会创业领域变革这个话题之前，我用“顾准式思考精神”来背书，着实有些故弄玄虚之嫌，在此需要做些澄清。我们已经处于中国社会创业事业发展的最好时代，只是觉得如果在一个繁华昌茂的行业发展盛世中再多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价值标准与行为导向，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共同事业发展得更加振奋人心。
不论是社会创业领域的一线创业者，还是像恩派这样的社会创业支持者，毫无疑问，我们都是有“理想主义”导向的，也离不开它，它是支撑我们工作的深层次驱动力。我们相信“社会创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是当下中国走向理想型社会进程中政府必须倡导支持的发展良策，是所有社会力量需要坚定拥护的共同体精神体现，更是我们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寄托。
可仅有“理想主义”的驱动力是远远不够的，爱之则深陷之，若不“少谈点主义和情怀”，“多讨论策略和行动”，我们很容易变成“精神胜利者，行动中弱者”。
比如，极端 “理想主义”的社会创业者容易犯一些基本创业错误：热衷发现问题，却不喜欢分析和解决问题；爱谈情怀，甚至只谈情怀，跟理应表现的“极客”精神相比，他们更像政治家或学者；在自己不能走出舒适区的情况下，将自己事业不成的主因归因于客观条件不成熟；心智不成熟，认为满世界都是他的“白衣骑士”，天真地认为大家都应帮助他；不熟悉创业方法，缺乏基本的创业能力；不爱学习，惊不起折腾；不会算计，比较容易被忽悠，不够恰当好处的“坏”。
再如，极端“理想主义”的社会创业支持者也可能会犯一些错误：同情心泛滥，不尊重创业者筛选的基本原理，认为所有的社会创业者都需要被帮助，害怕打击社会创业者；认为自己全能，不尊重专业，以为自己能提供“一站式服务”；没有成功创业过的“高峰体验”，认为“支持创业者”这件事情很简单，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心，“创业导师”角色演变成“心灵捕手”；觉得自己只要对创业者负责就可以了，客户给资源是理所应该的，可最终谁都没服务好，没有人给他好评。
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里，对于打破旧束缚，开启新事业的成功者，我们往往只会肤浅地看到他们“理想主义者”的那一面。可事实是，没有一位成功的创业者不是极致的经验主义者，理想主义只是帮助他们成功的“百宝箱”里的一件工具而已。经验主义者相信唯有实践出真知，不喜欢跟人无休止地讨论所谓的“热点”，也不纠结于人生中虚无的意义和价值，最大的喜悦来自努力之后带来的现实改变；他们不一味地崇尚和谐，甚至更喜欢在竞争激烈或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发展；他们创建组织的核心要求是高效，民主、让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有价值等美好愿景都需让位于高效；他们时而骄傲如烈日，时而卑微入尘土，有时天使，有时魔鬼，看似八面玲珑，又深得人心。
当下中国社会创业领域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够多了，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经验主义者”，包括更多能成事的社会创业者，和更多有“经验指导”能力的社会创业支持者。让我们倍感欣慰的是，我们正在往这个方向迈进。从2006年开始，恩派一直在提供面向社会创业者的支持性服务，我们的价值观里有“实事求是”这一条，且我们的行事方式也一直是将“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奉行知行合一，经世致用。
本着“经验主义”精神来做行业观察，我们会看到，中国社会创业领域正在务实地向经验主义转向，这种转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成功社会创业者的画像更清晰。在一个新兴行业里，发现先机、起步最快的人大多都不是走得最远的人，也无法为行业树立成功者标杆形象，因为他们往往要充当炮灰角色，社会创业领域也是如此。最初几年里，由于社会创业领域的成功案例不多，我们还无法清晰勾勒成功社会创业者的画像。也正因如此，我们对所有进入者都会敞开怀抱，觉得多一人总比没有人要好。
几年以后，渐渐发现社会创业者是需要某些特质的，这个领域也一样存在“高阵亡率”。我曾经在一些场合开玩笑地说，从入行之日起，发现那些如今在社会创业领域做得还不错的创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就是他们表现得像“正常人”。“正常人”的标准包括他心智成熟，行事稳妥，把自己当做一位普通的创业者，用通用的创业方法和创业者精神去行动，义利并举，如此在社会创业领域里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高得多。
到如今，根据经验主义判断，一位可能取得成功的社会创业者大体长成这样：爱折腾，超乎常人的精力充沛；利他主义倾向明显，但不会战胜他的理性，本质上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和理性的人；自由现金流较为充裕，可绝不会丧失对金钱的欲望，擅管理财务；过往生涯中至少有过一次完整的职业成功“高峰体验”；敬畏专业，信奉“极客”精神，做事情注重精致，产品经理精神尽显；学习能力超强，不断自我迭代；不偏执，擅合作，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户意识强烈，永远保持服务者心态。以上应该就是这个画像的基本元素了。基本可以断言，很多早些年这个领域里活跃的极端“唐吉诃德式激情”、“雷锋式热情”、“哈姆雷特式悲情”，都不再符合这个时代所需的社会创业英雄形象。
（2）技术驱动越来越优于商业模式驱动。我曾看过一篇介绍中美科技创新趋势的分析报告，中间有一段是这么写的，“美国创业群体在利用互联网时代赚的大笔资金投资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航空航天、生命科学、新能源，而中国创客则热衷于O2O、游戏、直播、社交网络、广告营销等商业应用”，中美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差距由此可见。前不久，也有一位伙伴向我提了一个类似问题，说他发现我们孵化的一家支持残障人士就业的社会企业，除了雇佣残障人士之外，其他没有任何技术和服务创新，甚至很多应有的服务水准都不具备。这些都是现实，我们需要坦然面对“社会创业领域缺乏技术驱动力量”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养老、扶贫、助残、教育、环保、罕见病等社会创业热点领域，很多社会创业组织都宣称自己弥补了行业空白，但仔细研究会发现，大多数技术含量都是不高的，基本上都属于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应用较少。当然，任何一个新兴领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早期肯定是以其他领域成熟业务模式的复制应用为主导，后期才转向“技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是成本较低的，也是很容易复制的，这也导致我们很多社会创业组织可替代性高，竞争力不强。社会创业领域还基本处于蓝海状态，有很多领域存在服务空白，但门槛一定越来越高，没有核心技术领先优势，简单地商业模式复制一定会越来越难以获得成功。
（3）谨慎选择做平台，拥抱巨头做内容。任何新兴领域，商业模式创新是首选，其中“平台型”商业模式更容易成为首选中的首选，因为新兴领域大体都面临信息不对称，资源无法自动匹配的瓶颈，这在社会创业的很多领域都得到体现。可社会创业领域做“平台型”商业模式创业，有两个无法回避的难题：第一，市场太小，比如某个罕见病服务领域，服务供应商几乎没有，就算你勉强搭起了平台，可能也无法活太久；第二，如果具备做平台的条件，更会面临一个考验，“任何伟大的商业模式都必须解决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解决的社会问题足够大，那就具备了建立伟大商业模式（不一定是商业投资价值巨大，也可以是社会影响力巨大）的前提，估计就会有成熟的商业巨头在进入这个领域，那么你被干掉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我们跟很多传统商业领域一样，拥抱互联网基本等同于跟巨头做朋友，自建渠道和平台的想法一般都难以行得通，反倒是在细分领域专心做服务、做内容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4）“双轨运作，多实体经营”是基本姿势。这个不是我们刻意要走的捷径，是被迫选择的可行之路。前几年民政注册社会组织有一段非常开放的窗口期，大量社会创业者都选择去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实体。大概从2017年开始，大家对选择去民政注册越来越不积极了，有人说是因为注册管理政策收紧了，又回到了曾经的“注册难情景”。可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创业者们认为相比工商注册，民政注册基本是弊大于利，除非你一定要获得“慈善组织”身份，或者业务模式设计中一定需要某些以民政注册为捆绑条件的“政府采购业务”的关照。民政注册没有股权设计，不能借力资本市场和公益金融服务，无法通过开设分支机构实现规模化发展，也什么特别的税收支持，这些都是死结，行业努力了很多年也没什么实质性进展。另外，凡是单一依靠“政府采购”、“公益捐赠”的业务模式，在社会创新领域都很难做到运转自如，因为社会问题是复杂的，解决社会问题又必须跨界整合资源，用到多种实体模式去整合跨界资源也就成了必然之举。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无法判断民政注册和工商注册到底谁将是社会创业的主流，它们都是可选项之一，也许未来还有新的选择。因此，我们一定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创业者选择“双轨运作”、“多实体经营”模式，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巧妙设计。有人说，宜家的创始人为宜家设计了全球最复杂的组织控制模式，若如此，优秀的社会创业者都应该学习宜家创始人的做法。
（5）体量决定能量，不只是小而美，更要寻求规模化。以前我们辅导社会创业者时，经常用“小而美”来鼓励他们，不要太在意营收和组织规模，重要的是能够真正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价值。现在来看，这种辅导是有些误导成分的。这些年里，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创业组织在50万至200万期间陷入发展瓶颈，逐步变成“小老头”且再难突破；也见过很多“小而美”的组织由于缺乏复制和增长欲望，最后在自我陶醉中渐渐涣散消亡。因此，我们必须做些矫正，强调组织体量的重要性，鼓励规模化经营。
目前阶段，在中国社会创业选择做规模化经营，至少有两个潜在优势：第一，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的优势，再小的中国细分市场都能成就一家巨型组织；第二，社会创业是“围剿式解决社会问题”，这不仅是说需要你跟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行动，还有一层含义是在其他利益相关方都没有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社会创业领域的行业生态图谱都是不完整的，服务供应商稀少），你自己就应该成为一个综合体，多业务、集团化方式经营，这样才有可能在解决某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达成使命。甚至可以说，现在这个时代，正是社会创业者选择规模化经营，以更迅速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时代。
（6）支持性服务提供者必须有杀手锏，且躬身入局。这些年里，由于社会创业组织增长很快，针对社会创业组织的支持性服务市场也发展迅速。以前做支持性服务，本着服务社会创业者的热情，找点客户资源，基本就可以开张营业了，有没有社会创业成功的“高峰体验”似乎并不是刚需。因此，大多支持性服务都是质量不过关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有一些支持性服务达不到我们认为应该具备的标准。这种现象一定是行业早期的乱象，也一定会被拨乱反正。
今后要想在支持性服务领域立足，我认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多的具备社会创业成功“高峰体验”的创业导师；第二，在某个细分领域有绝对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如创业训练方法论市场领先、具备充足的公益金融优势等等；第三，必须躬身入局，就是不能只是站着辅导，要进入场景真刀真枪实干。这种躬身入局可能有几种体现，比如，不再将选择成功的创业者寄托于概率女神的幸运照顾，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社会问题领域，自己率先研究针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国际国内领先创业模式，建立起一个专属社创赛道，定向选择一些愿意进入的创业者，用明确的、标准的方法和资源去帮助他们成功，不允许他们随便试错和瞎闹，最后自己的成功概率也就提高很多。又或者是，你首先选择历经艰辛险阻，自己成功创业，成为一个有真实力的集团/平台，然后构建一个生态，再去想着如何去支持这个生态里的社会创业者。
（7）“公益人”身份不能永葆，社会创业者要做好迎接更苛刻评判标准的准备。任何年代，社会对于成功创业者和失败创业者的评判都会是极度分化的，对成功者是顶礼膜拜，对失败者则经常会落井下石。可成功者毕竟是极少数的，在社会创业领域里同样如此，大多数社会创业者都要做好被社会苛刻评判的准备。虽然现在很多社会创业者在起步时都被视作“公益人”，可若你总不能成事，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也可能代表你正在制造社会问题），或者无法用类似SROI标准去证明你带来的社会影响力，你想全身而退就很难了。由于社会创业者用的基本都是社会资源，这决定你可能遭受的负面社会攻击会更多。很多时候，我建议社会创业者在起步时最好不要给自己贴上“公益人”标签，因为这可能会让你有更好的退路。
（8） 最后，还是我一直坚信的，25岁至35岁之间的青年人一定会成为社会创业的中坚力量，因为我们“精力旺盛”、“贫穷，所以奋进”、“无根，乐于漂泊”、“无知，故而无畏”，也因为我们更擅于学习，接受新事物。还有，我们这代人在现实中所需要的生活服务质量最需要通过社会创业来改变，所以我们更有动力去选择社会创业，它不仅是公益事业，更是服务自己，是我们试图让自己过上更美好、更有品质生活所做的努力。
聂祝兵：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 724社创星球首席执行官，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保障专业硕士，多年国内非营利组织管理经验，曾负责恩派旗下社区建设事业群全国业务统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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